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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国翔的博客

 
 
 

日志

 
 

回忆大哥王利器  

2013-08-04 21:05: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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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王利泽 80岁 口述

                  江津:庞国翔  记录整理

 

王利器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是我四伯父王沛高的长子,我父亲王慎于是他六叔,也就是说王利器是我堂兄,我叫他大哥。当年我们是没分家的大家庭,同吃一甑饭。后来他走出江津,在外工作,我们一大家子也常聚在一起。

 

一:小小读书郎

 

    1911年大哥出生在江津县先锋乡永丰场笋溪河畔的塘湾。这个农家小院系土木结构,有三个天井,大小房屋40余间。我们王家于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广省北麻城县孝感乡迁来此“插占为业”,这已是十世。

    我们的祖父叫王章可,早前是地主的长工。地主家办有家庭私塾,祖父就在这里读书。后来祖父步行千里,沿途乞讨到成都省考,中举回江津后任育才书院院长,后来慢慢成为地主,在江津城买了街房,分住在城乡。

    祖父四代同堂,家训是“诗礼传家”。老屋下厅悬匾额黑底金字“俭朴千秋”。书房悬横幅“高风亮节”,书房藏书字画甚多,其中有吴道子、张大千真迹。                                                                                                                                                                                           

    大哥是王章可的长孙,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他四岁受家教,七岁在家里开办的庭训学校读书。老师是前清秀才,先教读《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志》、《增广贤文》之类的“当家书”,后教读《学而》、《四书》、《五经》。老师要求很严,每天教生书,第二天就要背诵、默写,如果未完成,就重读重背、重写。再不行就要加以体罚,轻则打手板,重则罚跪。大哥常说:《告子》一本,板子一捆。他记性好,很少受体罚。读完《四书》、《五经》之后,老师加授《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赋学正鹄》之类。老师认为他读书上了路,就教他作对作文。有一次,老师想表现自己是识时务的俊杰,就出了一个诗题《春归》,大哥写出的诗最后两句是“满地落花红不扫,尚留春色在人间”——老师看了,高兴地圈了圈,还批道:有俞荫甫‘花落春犹在’之意。

    大哥到13岁时,我们家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首先是祖父王章可去逝,家中失去主心骨;其次是八叔父王香本本在北大预科读书,还没毕业就自费去德国留学13年,家人称之“读大书”,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仅在黄埔军校任教,没有捞到一官半职,用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子,家里人开始有意见;第三是表兄许锡钧,考上了黄埔军校,后来参加北伐,在订泗桥之役中牺牲,一大家子人又非常震惊。

大哥发现祖父书房中有大量藏书。其中有《天演论》、《饮冰室文集》、《白芙草堂算学丛书》等,取来阅读,获益匪浅。那些书比“子曰”、“诗云”之类的书新鲜,颇能引人入胜。有勾股弦、英文字母之类,这在旧书中是没有的。大哥有摸门不入一窍不通之感。于是他决定要走进更广阔的天地。

 

               二:风华正茂读书时

 

    我们有一个堂兄叫王海霖,是青泊滩义字号二杆旗的舵把子,一副满天星斗的尊容,人称之为王二麻子,我们都称麻哥。麻哥有一次郑重其事地跟大哥说:老弟,你该嗨了,我来抬举你,嗨一个一步登天的大爷。大哥说:我是天生的大爷,不用去吵袍哥!从此以后,麻哥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大哥在20这年去考江津中学,三场考试,只有头场轻而易举地交了头卷,其余算术和常识两场,他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答,结果交了白卷出场。三天后他去看榜:学校收两个班,正取100名,备取20名。大哥排在备取中的16名,真危险!

    开学时伯父吩咐大哥:你进城去上学要好好用功,学期考试要是不及格,就不要想再读书了。大哥上学后,因他只读过古诗文,三年级的“老爷”们就嘲弄他,叫他“老夫子”。不久一位同学病死,追悼会上挂满了挽联,大哥是新生,就代表三十班撰写了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见你为何哭你,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参加追悼会的人都说:这副挽联,是追悼会首屈一指之作——从此大哥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江津中学比较自由,同学们都办社团,出刊物。大哥和同学们一起成立了一个“朝暾社”,他们订阅《创造》周报、举行讨论会,油印出版《朝暾》报等活动,阅读本县人漆南薰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和郭沫若、蒋光慈的作品。在哥《朝暾》小报上揭露当时四川军阀的丑闻,刊登讽刺县长的民谣:一日挪百文(局长名罗伯文),留以度终身(县长名刘中生)。

通过一年的努力大哥成为全班第一名,领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一大家人都很高兴。在第二学年开学时他就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朝暾社”的同学刁福初被驻军逮捕后枪毙了。我们的一个叔父叫王竹村,是县警察局长,因为这个原因军阀才没对大哥下手。叔父将大哥叫到警察局呵斥:你好危险,以后要好好读书,不要乱搞了!

    江津中学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都是第一流的。代数、几何教材是采用温德华氏的,练习题多且难,比如几何把“九点共圆” 列为习题。大哥做这样的难题非常容易,几何老师龚琢章表扬他:真了不起,等于多发现一个尤拉圈。

    大哥在江津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大学高中部。这个学校真牛,教师全是教授,是北大、清华的摇篮。有向宗鲁先生讲授章氏《国故论衡》,陈季皋先生讲授《文选》,陈伟谟先生讲授英文,郭坚白先生讲授代数,向鲁先生讲授几何,段调元先生讲授三角,李乃尧先生讲授化学。大哥想考名牌大学,就非常用功学习。自修《圣经》、《茵梦湖》和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他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史》有错误,就大胆给钱先生写一封信。不想钱先生回了信,钱十分虚心,对大哥给予肯定。后来此书再版时,还将大哥和一些知名人士写进序言里——这时他还是一个高中生。

    大哥高中毕业后,由于大家庭房份多,负担大,就没有马上考大学。他去达材学校教书,那里高材生多。后来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王沛霖就是大哥的学生——这当然是后话了。

但大哥最终还是要去考大学。北大、清华没有在四川招生,他只考川大中文系。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任鸿隽先生,文学院长是张颐先生。系里教授全是学富五车和善为师者。有龚向农、林山腴、周癸叔、向仙樵、祝屺怀、李培甫、李炳英、赵少咸、彭云生、庞石帚、萧仲伦、曾宇康、刘大杰等,分别讲授《三礼》《史记》《楚辞》《资治通鉴》《说文》《庄子》《广韵》《杜诗》《文心雕龙》《诗经》《文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又骋请向宗鲁先生讲《校讐学》、《管子》、《淮南子》,陈季皋先生讲《汉书》,川大一时蔚为蜀学中心。大哥都挤时间去听他们的课。一年后任鸿隽先生离开川大,由张颐先生继任校长,朱光潜先生任文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入侵华北,平津名教授多来川大任教。川大被公认为是四川的北京大学。大哥在教授们的指导下,专攻《吕氏春秋》、《风俗通义》。张颐先生任院长两年,川大是理想的读书地方,校风颇为自由,谁知国民党四川党部主任程天放是cc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想打入四川大学,就买通少数学生,借用学生名义登报欢迎他来四川大学。这引起了学潮。学校绝大多数师生坚决反对,不想让一个党棍来破坏学校的大好形势。于是就推举大哥写文章揭露程天放盗名欺世。大哥还去找到成都的报纸,但报馆里人说党部有通知,不能刊登此类文章,被拒绝了。

    有一天,有人找大哥参加“三青团”成立大会,被他骂后拒绝。后来军训,党棍黄杰在台上又宣传“三青团”,这时冯玉祥赶来讲话:希望大家以后到前线,要英勇杀敌,舍身成仁,不要像有些将军那样,日寇来了,把军令丢了就跑——他边讲边把目光注视着在主席台上的黄杰,黄杰的脸色变白了。从那天起,大哥和同学们常去场镇宣传抗日。

    在第四学年时,学校为了避免被轰炸,迁到了峨眉山。这里很静,大哥就专心写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这毕业论文真了不得,30余万字,厚厚的一本书。学校推荐该论文去参加重庆举办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评,竟然得了满分,大哥得了一大笔奖金。

    川大毕业后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生,大哥以《风俗通义校注》作者身份去报名后就回到江津,后来接到去重庆中英庚款管委会参加考试的通知时考期已过。大哥难过极了,但他不甘心仍想去看看。到了重庆考场,他对里面的人说:我是《风俗通义校注》作者——里面的人说:试卷都交走了,你去中央研究院找傅斯年先生看看。大哥找到了傅斯年,傅对他开恩,让他考英文。这考法有些怪,就是摘录英文杂志上的一段文章,以第一句为题目做英文作文。大哥的作文还未做完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傅叫他进入防空洞继续做题,但很快就到吃饭时间。傅对大哥说:你回江津去吧,敌机轰炸重庆,很危险——不考了。你早就被录取了。我们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的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昆明有老师,李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书,由你选。大哥听了激动无比,他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就选了李庄 。

    大哥回到江津后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不久一大家子人就分了家,但大家仍常在一起。这时大哥得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入学通知书。研究所由邓广铭先生负责,那里的同学都很有功底,大哥与他们朝夕相处,左右采获,获益良多。他选定写《吕氏春秋比义》论文,半天写论文,半天读书。研究所藏书甚多,他选读了《大藏》和《道藏》。研究所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争就在会上宣读论文《家人对文解》——这篇论文后来收入《辽海引年集》。

大哥是一个敬重师长的人。1941年他老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向宗鲁先生在峨眉病故,操办丧事人少,他就由李庄当夜奔赴峨眉,在山下报国寺灵堂前行拜谒礼,然后护柩回巴县。船很小,棺材很大,遗物又有14挑,棺材放在船里,14挑书箱放在上面,大哥只好睡在棺材边,船夫是老手,熟练地驾船渡过一个个险滩暗礁,每过险滩暗礁前都请大哥下船上岸。大哥说:船在人在,我上了岸,万一出了事,我怎样向师母交代。经过两天多时间顺利到了江津。然后又包轮船到巴县,安置好灵柩。向先生的老友陈季皋先生在致词中称誉大哥“此行为行芳而名高”。

 

三:在北大讲台上

 

    大哥的毕业论文是《吕氏春秋比义》,全书共计24册,约200余万字。毕业后他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兼任成华大学教授。他在川大购置图书,开设讲座,延聘陈寅恪、李方桂先来校开讲座,听讲者不只研究生,还扩大了本科生。

    日本投降后北大要迁回北平,大哥应邀到北大任教,他在中文系讲校勘学、讲《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法国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来北大约稿,学校就将他的《文心雕龙新书》推荐给他们。后来该书收入中法汉学研宄所《通检丛刊》。由于该书在国内很少,后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1980年国内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大复员后,这里仍然是民主运动的战场之一。大哥等进步学生常在民主墙、民主广场活动。地下党组织还在红楼办了一个孑民图书室,销售进步书刊。图书室负责人是农学院学生江津人王藩,凭着是本同乡家,大哥与他就常串门,有时干脆就住在一起。图书馆后来又来一个姓梁的小职员,衣着阔气,也经常到寝室问这问那,大哥先初还以为他是好学之士,不介意,后在解放北平前夕,他坐飞机跑了,大哥这才明白这人是来来监视他与王蕃的。当时,即将失去政权的国民党要强送北平文化教育界的重要人士300余人去台湾,大哥也在名单内。他们来通知他说,明后天有人来请你上飞机,你要立刻就走。大哥将把此事告诉了王蕃,王蕃说:你不要走,北平很快就解放——与此同时,大哥的三舅刁泰贞——我当然也跟着他叫三舅,是考上南京政府第一届公费留美学航空的学生,学成回国后任国民党空军北平后勤处处长。他向大哥说:现在时局不好,你赶快离开北平,要去南京或回四川,坐我的飞机都行。可大哥却说:我要和北大一起行动,不能独行其事。有一个教授,暗中看出了大哥不想去台湾,就将一幅画与他换黄金,教授说画是珍贵的祖传。大哥拿着画看了看,是张石竹图,署名不知是什么人,就谢绝了。他回家查资料,才知道这是曹雪芹的笔名,再去找那位教授,但画已经被外国人买走。大哥曾说过,这是我一生的最大的遗憾。

    国民党作垂死挣扎,对北平的高等学校进行残酷镇压。朝阳大学学生会主席、学运领袖毛之范被特务追捕,就跑在大哥那里,躲了几天,才安全度过。不想这时朝阳大学读书的另一堂弟王利民和同学薛绍源等五位闹学潮的党员和外围被特务追捕,大哥想法将他们送回江津老家永丰场塘湾躲避。因我们王氏家族在当地有一些势力,又有人作过原来的警察局长和县参议员,所以这几个党员和外围能安全着落。他们还与大哥一起在院里办起了学校。王家在外读中学的子女全部回塘湾读书,还招收了其他学生,学校为分中学班和小学班,经常办讲座,讲授《新民主主义论》,宣传革命,请另一堂哥德国博士王香本回家讲授哲学、德文、英文。解放后中学班全部转到了军大。

北平解放后改名北京,大哥仍在北大任教。文化部艺术局组织整理中国古籍丛书,邀他参加《杜甫集》和《水浒全传》的整理工作。他于1953年写成《水浒与农民革命》一文,在《光明日报》连载,得到党组织和学界的重视。那年,党组织给大哥很大的荣誉,邀他参加了天安门的观礼。随后由何其芳、陈翔鸿推荐他参加中国作协,后被调到古籍刊行社工作,他与全国高等学校部分教师、文史馆馆员等一起,开始整理中国文化遗产。此间他出了很多书。

 

四:被“安排”当右派

 

    1957年开始整风反右运动,当时很可笑,上级下达了单位的“右派”指标,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就将把指标分配给大哥,大哥一贯听党的话,表示服从“分配”,哪知这一服从,给大哥的家庭,尤其是给他的学术生涯带多大的灾难。

大哥充当“指标”成为右派分子后,就株连到直系亲属和族人,连我们这些堂兄堂弟中也有一些跟着被划为右派或中右。一个侄儿是重庆勘探设计院的总工,到北京开会专程去北大看他。门卫说:“你不知道他是右派吗,他在农场劳教。”后来门卫记上侄儿姓名函告了重庆设计院,侄儿回设计院就被开批判会。

    1957年,已经46 岁的大哥除每天八小时完成打扫厕所等任务外,其于时间都属他的,他落得清闲,就他专心一志,锲而不舍,整理文化文学遗产。这期间,有人背地说他是白专道路和反动学术权威,他诺诺连声,唯唯听命,不与他人挣执,以此幸免于难。后来他又被叫去陪斗“受教育”,去“过堂”,直至被关进了牛棚,他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造反派要他交代问题时,他都煞有介事地写一长篇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文,这些造反派一知半解,也不好意思去请教他,就让其过关。其实大哥的心思这时也去悬想他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

后来大哥被赶出北大,暂住在北新桥一处6平方米的小屋。小小的杂院,住有八家人。人们在屋檐下生火煮饭,院门外人声、车马声不息。一小屋,一小床,一书桌,连生存的空间都很困难,哪里有著书立说的环境?但他安之若泰,闹中取静,仍坚持早晨四时起床,伏案工作。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大哥的小女儿王贞白很早回家,见房门紧闭,屋里没有灯光,就感到奇怪:要是在平时,父亲早就起床在灯下工作了,今天怎么啦?她撞开门,惊异地发现老人中煤气昏迷在地。王贞白赶快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原来是屋子太小,又不通风,差点酿成大祸。

说来也怪,一些造反派对大哥这样的“死老虎”逐渐失去了兴趣,还慢慢地有些来往。见“造反派”松懈,大哥就开始“里通外国”,他居然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教授、威斯康辛大学的倪豪士教授、加拿大哥比伦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以及日本的波多野太郎、中村璋八教授等开始书信往来。这些“洋学者”希望与大哥在汉学研究上相互交流。日本的波多野太郎还寄给大哥日本影印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但后来这宝贵的资料被“革委会”没收。他在“五七” 干校时,悄悄读中华书局印本《二十四史》,发现《三国志》整理工作做很差,有很多错误,他拿练习本写了六十多页意见,寄给中华书局了。

 

五:梅开二度写华章

 

    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给大哥落实政策,人民文学出版社开“摘帽”平反会,会上党委书记严文井说:当年划右派时党委意见也不一致,我说王利器不像右派。立即有人说他不像,你还像呢——这样谁还敢说话呢?今天,经党委研究,认为划错了,现在正式平反——大哥听了,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组织安排!

    接下来,在一次全国的大学校长会上,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周扬宣布大哥为国学大师,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都给予报道,称大哥“著作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大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成就,只不过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辛勤地劳动而己,如果有点成绩,那也是导师和文友指导帮助支持的结果,不要过誉了!

    大哥再次焕发出青春,他更加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接连交出10多部书稿:《盐铁论校注增订本》、《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宋会要辑补》、《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九籥集》校点本、《警世通言》校点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等约700万字。他还不断发表单篇论文,差不多每月都有,这颇引起学界朋友们的注意。他们说:老王这两年大丰收,

创奇迹了。问他奥妙何在?大哥却回答四个字:锲而不舍。

    大哥治学严谨。每本书稿他都要叫子女认真校对两遍后才交出版社。他的《水浒全注》是女儿王贞琼校的。王贞琼说:校后发现书中有的章回,注文达300多条。大多数条目,都不只一例引证,有的多达七八例。读到那些翔实的注条,真有不可思议之感。真不知查父亲阅了多少书籍,搜求到多少出处,又做了多少认真的比较,最后,才写出自认为难以推翻的结论。对出版的书,如果读者发现错误给他指出,他会表示十分感谢,并登报更正。

    大哥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1979年他生病住院,也把书带到病房,精神稍好时就读起来,医生、护士都很惊讶。出院后,他的健康不如以前,家里人劝他休息,但他积习难改。床上、桌上、椅上,甚至地上到处都是书,他总是不停地阅读。1985年他去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关西大学等讲学,各校都有赠书,大多为影印善本,既精且多,他视为至宝,因为太多无法随身带回。最后他只得通过轮船公司全部托运回北京。

大哥曾给我介绍过他的读书经验,他说:读书要靠记忆,但读那么多书,那里记得那么多?除了发蒙读私学时死读硬背的那些书外,现在读书全靠写卡片来辅助记忆。卡片可记录读书的心得和不同见解,也便于查找。几十年来,大哥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读书卡片。在十年动乱中,红卫兵收走了他四万多册书和最宝贵的数以万计的读书卡片。平反落实政策后,只退还了一小部分书籍,大哥问他们要那些读书卡片,原“革委会”的一名成员“理直气壮”地说:你平反了不去要求补发工资而在这追要你的卡片?这些卡片我们一张也没占为已有,而是全烧了。大哥一听,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有一次,我与大哥一起登北京的八大岭,大家都大汗淋漓。他对我说:读书和学习就如登山,就要锲而不舍,天天生活于此,实践于此,乐而忘返,痴若着迷。一旦把未知的变为已知,那种境界,多像今天我们爬八达岭,登上高峰才算好汉,才能把长城内外一览无遗。登上了排云楼,才能把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收来眼底。

1998年7月24日,大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大哥的女儿、我的侄女王贞琼曾给我讲: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留下金银财宝,只留下了一些书籍,但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在祖国文化遗产这片沃土上辛勤耕,在几十年的逆境中,仍不颓丧,在长期寂寞中不坠青云之志的风节,我们永志不忘。

(庞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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